2014年4月1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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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後民進黨的下一步?

陽花的學運後,聽到黨內重要幹部認為民進黨情勢一片大好,因為馬英九已經民心盡失,失去統治的正當性;馬王較勁、國民黨內幾位接班人明爭暗鬥且急於切割馬,看似其政權搖搖欲墜。然而,也有很多同仁是比較擔心,不認為國民黨被人民唾棄,就能自動轉換成民進黨的好情勢。民進黨如果沒有在此深刻思考未來的願景與黨的定位,未必能及時獲得人民的信任與託付。太陽花的落幕,只是艱鉅的政治工程的開始。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經過半個多月了。我們從第一天晚上見證學生衝入立法院區,接下來輪班守著議場的學生。坐在門口值班的同時,聆聽場內外部分學生的許多意見。其中當然對馬政府有著強烈的批判,陳述了年輕世代對未來的各種擔憂,但同時也有諸多對民進黨的質疑。民進黨長久以來有著對馬政府同樣的批判,但是我們現在更應該思考,對於民進黨的角色,我們該有什麼樣的反省?

這半個多月來,民進黨的角色,並非如馬政府以及部分外國人士的曲解,不是發動或扇動者。然而,扮演支持者的角色無庸置疑。為什麼民進黨會支持太陽花學運? 一方面,在情感面上,多數民進黨人流著反威權的熱血-從美麗島世代,到參與解嚴後學運以及各項社會運動的青壯世代。看到後繼有了反威權的批判思想與行動能力的新世代,我們自然流露出亢奮與情感疼惜的連結。但另一方面,在政策面上,是因為這次學運的主要訴求中, 有一些與民進黨長期的主張是重疊的,除了對國民黨強行將服貿協議送出委員會的憤慨之外,還有監督機制長期以來未能法制化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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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從1993年辜汪會談時期,就提出了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法制化的訴求,一直到近年來相關草案版本被國民黨在程序委員會以多數封殺了百次以上。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學運所凝聚的民意壓力,至少做到了在國會多數的牽絆下,民進黨在議會體制內做不到的兩件事: 一、 讓這次學潮的引爆點,也就是內政委員會張慶忠召委30秒的片面宣示,化為無效。 二、讓國民黨終於願意放手考慮讓包含行政院、民進黨以及民間版本在內的眾多監督草案版本交付審查。而王院長也應學生的要求,以議長的身分回應了先立法再審查的訴求。

民進黨的角色與功能是什麼?

學潮的能量,將民進黨多年無法達到的監督機制的主張,推進了一步,也確立了先立法再審查的原則。在人民最大,人民直接與總統對話的社會運動中,民進黨扮演著配角,守護學生,也在訴求上相互呼應。但在學生達到初步目標,回到校園之後,民進黨的角色與功能是什麼?除了回歸議事程序,在後續的立法與審議過程中,除了回應人民的期待,嚴格把關,還有什麼嗎?對各種可能發生的議事攻防,我們固然要有一套因應與推演。而這段期間,黨團立委們疲於奔命,從杯葛張慶忠到輪班陪學生,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卻尚未系統性的討論未來情勢的發展以及黨的定位。然而,且戰且走的態度,只在各種議事攻防以及杯葛的技術層次去處理問題,已經不足以因應台灣面臨的重大危機!

適逢黨內主席選舉即將登場,黨員以及人民希望看到的,不是以總統選舉前哨戰為主軸的競爭,而是在重大議題上的態度以及未來的方向。人民對馬政府顯然積怨已久,但是對馬政府的不滿,不會自動轉成對民進黨的支持。民進黨如果要避免跟馬英九陪葬在信任危機的漩渦裡面,需在重大議題上向人民報告思想以及行動藍圖。因此,在下一個月的黨主席選舉中,為顯示領袖格局,每一位候選人不可避免的,必須針對至少以下幾個問題,提出看法與論述,以及如何帶領黨尋求在這些問題上與社會的政策共識。當然,凝聚共識不是主席一個人的責任,黨團、基層也都應該對這些問題有所討論與想法。

一、 民進黨下階段的中國政策主張是什麼?

在政治面上,[台灣前途決議文]奠定了政治立場的黨內共識,但政治立場化為具體政策以及議場內法案的攻防,該如何呈現?例如在民進黨以及民間版本的監督條例都涉及國家定位的入法問題,以及公民參與監督的機制,這兩項顯然是國民黨以及對岸會極力反對的。如何突破我們作為國會少數黨現實條件的綑綁,相關的堅持以及攻防策略,都是下個階段會面臨的考驗。此外,從執政時期所訴求的[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這一主張,要具體實現的話,在民進黨拒絕接受九二共識或一中框架的前提下,需找到另一個能與中國達成戰略諒解的模式。這個模式會是什麼?在雙方互信薄弱甚至是存有敵意的現況下,與中國間建立穩定互動的基礎要如何建構? 在2012年總統選戰期間,國際社會也期待民進黨更明確與具體的論述,這將是2016年前無法迴避的問題。

至於在經濟面上,民進黨執政時期,提出了[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與[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政策思維,至今也是不斷在[開放]以及[管理]的輕重中拿捏平衡點,以兼顧台灣經濟已經跟中國經濟有著緊密連結的現實面,以及有效管控國安風險和以商逼政的政治社會風險。其具體的呈現,就是在馬英九將與中國經濟的整合視為是台灣唯一的出路下,民進黨的[管理]主張一定會凌駕於[開放],以制衡馬的暴衝。但是如果主政者能提出更具透明,平衡,以及合理風險管理的對中經濟政策,以天秤擺盪的邏輯,民進黨是否會調整其[管理]與[開放]的重心,抑或強烈反對進一步的開放?這涉及到後續服務貿易協議針對各個產業別的逐項審查策略,以及接下來對貨貿協議的談判原則與態度。黨中央近來有提出修正版本的服務貿易協議,但這版本也尚未經充分的討論和檢視。要到共識的形成,還需要有更深入的論述。

二、 民進黨的整體經貿政策是什麼?

擬定了兩岸間經貿政策的基本態度之後, 還需有面對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政策以及國內產業政策的立場。 多數國家都能理解台灣面對兩岸關係錯綜複雜所引發的政策不確定性。但是對於其他對台灣沒有敵意的國家,我們經貿政策的確定性與一致性,卻成了台灣國際信用的主要標準之一。民進黨在先前的各個自由貿易協定的審議過程,包含紐西蘭與新加坡的雙邊協定,都採取完全支持的立場。對參與區域經貿整合如TPP,黨內人士也多公開表示支持。顯然民進黨不是一個反對自由化、反對國際貿易的政黨。

但是,從創黨以來就誓言與弱勢站在一起的民進黨,必須嚴肅的思考自由化以及社會公平間的平衡,也要認知到貿易自由化不是萬靈丹。如果只是靠降低關稅以及製造成本所獲致的經濟利益,還是陷入一個削價競爭的邏輯中,對於整體薪資與年輕人工作環境的提昇沒有直接幫助。關稅以及非關稅障礙的移除,如果沒有搭配更高的政府效能、教育基礎、技術升級、以及提升附加價值的產業策略,就算能創造GDP的產值,也未必能創造更好的就業條件。這次學生運動在台灣未來人力資源競爭力這個課題上至少告訴我們幾件事:台灣的年輕人有求知求新的能力、有令人驚豔的創意能量;他們上了街頭餐風露宿,也顯示他們不怕辛苦、不怕競爭,甚至願意為了更大的目標犧牲現階段的安逸。他們怕的是沒有公平的機會,擔心的是政府錯誤的政策扼殺了他們自由發揮所長的選擇權利。

對於未來全球化的各種社會和經濟面向的問題,民進黨有必要將自由經濟以及貿易政策的立場做更清楚的表述,且論述一定要能同時納入如何面對弱勢產業的衝擊和調整、公平貿易、社會貧富差距、和財富分配的問題,整合出一套言行一致的,可預測的論述。這套論述,要兼顧[興利]與[公平],要能經得起對社會公平有所要求的世代考驗、要能釋放社會創新與創造就業機會的能量;要能爭取想要有更廣闊的全球發展機會的中小企業界的認同,也要能面對未來在國際上要談判的對象,建立國際公信力以及社會的穩健發展。

三、 學生提出了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而民進黨對憲政改革的主張是什麼?

在民主國家,政權的基礎在於人民選票的授權。可是當主政者的所做所為,不但未達成競選期間的承諾以及人民的授權 (mandate),甚至是一意孤行違背民意;屢屢針對重大爭議事件,從核四問題到黑箱的兩岸談判,採取與民意的對立面,體制內的制衡機制卻完全失靈。這讓想挑戰現行國家政策方向的年輕人有不得不採取體制外抗爭的合理性以及社會的認同。一方面,現有的罷免等體制內的制衡工具因門檻過高而失靈;無論罷免總統、倒閣、或罷免個別立委的憲政權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同時, 原來在民主國家的多黨政治制衡精神,也由於現有的國會選舉制度不利於小黨或其他多元聲音的呈現,形成了穩定的國民黨多數國會,而讓另一個體制內監督制衡的機制也失效。運行多年的朝野協商機制,原來是要能夠避免贏者全拿,讓小黨還有談判的空間,但是也因為不夠透明而染上社會不信任的陰影。

這次的學運,凸顯了總統有權無責的憲政問題,也對於現行的代議政治和國會制度,有著極高的不信任。這是一個憲政危機:當人民不相信現行制度能夠回應他們的需求,對於憲政機構產生空前的不信任感時,作為一個體制內的改革政黨,民進黨在此也有責任反省與承擔,認真思考憲政改革的內涵。國家分權制衡體制,甚至是代議選舉機制,該有什麼樣的調整?我們的主張是什麼?此外,人民行使非暴力的抵抗權,後續面臨的司法追殺問題,人民言論與非暴力抗議的相關憲政權利的保障問題,也會有一波憲政爭辯。修憲不是容易的事,但如果錯失民意的浪頭與社會的能量,找出比現在更適合台灣的憲政制度,恐怕未來無論誰執政,同樣的危機會重複上演。

四、 世代合作問題

這次學生的行動,撼動了台灣既有的政治結構,也感動社會, 振奮人心,主要在於學生表現的思想成熟以及堅強的行動力。議場內外的接力演講和小組討論,不但呈現了年輕世代對國家未來和公共事務的關心,也同時顯示學生們很嚴肅地在知識領域建立了論述基礎。他們的動員能力更不用說,二十多年前的野百合學運時期,是網路才剛要萌芽的時代。當時連 email 都還沒有, 無法在短時間內做快速的串聯。這次學生透過現代網路技術的運用,無論是在組織動員,或是傳播宣傳上,都已經超越上個世代的能量。

一方面,民進黨以及支持者可以安心,新世代有著強烈的台灣主體意識以及社會正義信念,與黨長期追求的核心價值不謀而合,可以承擔守護台灣未來重任的青年人才輩出。但是另一方面,民進黨也必須反省,為什麼對馬政府相同的質疑,一樣的價值和政策目標,民進黨領導社會來推動的能力,卻遠不如學生?民進黨要如何取得公民社會以及下個世代的信任?想要領導台灣的政黨,對社會的動脈,對台灣內外的局勢,要有一定的敏感度,否則被淘汰只是早晚的問題。

台灣民主運動的諸多先進,在不同的時代扮演關鍵的角色,也曾經不計利害做出了許多犧牲,因而感動社會並帶動台灣一波民主化的浪潮。接下來的政治工程,面對國內外嚴峻的情勢,涉及國家的治理,光有勇氣與犧牲還不夠。民進黨的領導,必須展現不計個人利害算計而能為國家發展確立黨的核心價值之論述與風範,且要有將這論述化為具體政策和行動的能力。這是基本的。此外,想領導台灣的黨,要告訴大家,有什麼策略,能化解新世代對政黨政治的不信任?有沒有改革方案,能讓黨機器的新陳代謝更貼近時代的劇烈變動?世代交替的課題,不是年齡的問題,而是思想與作為是否與時俱進,以及能否創造讓不同世代的聲音能夠有效發揮的空間。

我提出這些問題,是多日來思索以及對黨未來發展的焦慮。我們長期習慣先衝突創造籌碼,然後再妥協求進步的戰術。但這個戰術如果沒有放在一個更長遠的政策架構中去論述,反而讓旁觀者誤認為我們立場搖擺妥協而失去信任。光靠著馬英九的無能,靠著國民黨的內鬨,是無法執政並有效治理國家的。人民對國民黨的唾棄,未必和對我們的支持度成正比。這陣子,因應情勢萬變的攻防,我們且戰且走,見招拆招,不是沒有作為;然而雖有強烈的戰鬥意志,走在時代前面的論述與願景卻不足。以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中,我們本來就不是主角,邊緣化不是重點。我們該擔心的是,在國家長期發展的願景中,我們如果失去主體論述,我們在台灣的未來發展中被邊緣化才是問題。而如果在近期內沒有凝聚共識,整合出能向社會理解的願景論述以及明確的政策方向,便是我們大家失職了。